记者◎陈赛 尚进
2003年，正值《PC World》创刊20周年，编辑们突发奇想，20年过去了，人们对计算机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于是，他们给斯科特·斯潘泊尔(Scott Spanbauer)，一个为《PC World》写了20年技术专栏的记者派了一项特别任务——20天内不用计算机。
他用计算机打印了联系表和日程表，给所有朋友发了信，说20天内不收E-mail。然后，他关掉了家中三台计算机，把心爱的索尼笔记本锁进保险箱。虽然杂志社掏钱让他远离电脑，享受生活，但他心里不无担心:没有计算机，没有Word，没有E-mail，没有Google的日子，会不会是一场噩梦？
他从仓库里找出了10多年没用的、落满了灰尘的打字机，开始了80年代的生活。打字居然没有生疏，一个半小时打了3页文字，但如果用Word，半小时就够了。多年没用的CD机和镭射唱片重新回到了客厅，他开始反省平时下载了太多的劣质音乐。最想念的仍是Google，以前连做碗玉米浓汤都要求教Google，但现在查个单词还要搬出厚厚的牛津字典。Google已经深入思维，不能搜索的日子好像突然失去了某种屏障，心里惘惘的，但转念一想，少知道一点知识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儿子既不能玩《职业滑板3》游戏，也不能在网上看滑板视频，只好自己带上滑板出门了。楼下的信箱里还破天荒躺着一个朋友手写来的信件，“那个实验，玩玩就好，别当真了”。
20天后，实验结束，斯科特·斯潘泊尔重回21世纪。当他兴冲冲的从保险箱中捧出笔记本电脑，看到邮箱里堆积了2000多封邮件时，却没有丝毫兴奋的感觉，那里真正重要的只有两封邮件，还有1571封是万恶的垃圾邮件。他重新用回Word，发E-mail，看新闻，但回想那20个没有计算机和网络的日子，生活似乎也并没有缺少什么。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代，技术不断加快生活的节奏，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消费更多的娱乐和信息，只是因为你能够，而不是因为你需要。
或自愿或被迫，现代人多少都做了“数码败家子”。花花绿绿的电子消费品，从笔记本、数码相机，到PDA、iPod、MP4、PSP、NDS、XBOX，个个都戴着“不可或缺”的帽子，堂而皇之地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恨不得霸占住我们全身上下每一处有知觉的细胞。以前只是高喊要占领客厅，但随着设计越来越袖珍化，它们愈发招摇地进驻卧室，留恋床笫，有人搂着黑莓手机睡觉，有人抱着笔记本电脑上床。不久前的《纽约时报》上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三角恋的故事。一个叫史密斯的网络杂志编辑，37岁，喜欢在床上工作，有时候凌晨两点还抱着笔记本电脑在床上写博客。“坐在床上，抱着笔记本电脑，半梦半醒地喝着咖啡，写着博客，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愉悦感。 这样的嗜好令他妻子十分反感，影响了10年的夫妻感情。英国一本时尚电子杂志《T3》最近隆重推介了一款奢侈的高科技床，内置了液晶电视、网络端口、音响系统、饮料壁橱，以及按摩器，“我们也许永远不会下床了”，但这样完美的床，想来却有点毛骨悚然，最好还是别爬上去。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高科技吗？你真的需要随时随地带着手机，唯恐人们不能找到吗？为什么手机就不能只是手机，而非要在手机上听音乐，拍照片，看电影呢？我们真的需要事事求助于Google、WIKI吗？暂时逃离鼠标和键盘，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历史证明，文化的反思总是跟不上技术的革新。上世纪50年代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如核武器、电视，直到60年代才有人反思它们种下的恶果。同样，90年代流行开来的计算机、互联网、手机，也要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看到这些技术带来的文化和社会突变，像安全隐患、隐私、色情，以及对私人空间的侵蚀等等。人人都听过计算机“无纸化”的承诺，但事实上这些年来计算机耗费掉的纸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虽说计算机数百倍地提高工作效率，但你随时都可能遭遇BUG、系统崩溃和电脑病毒。在未来，虚拟现实技术也许可以模拟人类的一切感知与情感，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一位新加坡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虚拟拥抱”的技术，还有什么比在网上得到一个虚拟的拥抱更可悲的吗？一直以来美国的那些顶级大学实验室不遗余力地研究怎么将电子芯片注入人体的神经中枢，终极目标就是让人可以利用芯片与数字设备交流，成为能直接连接到机器上的生物。这不是《黑客帝国》式的幻想，而是行之有效的商业项目，美国军方已经研发出半人半机器的士兵。还有生物学者与未来学者混合在一起的危言耸听，按照他们的“科学”论证，一旦人们习惯了在手机那么个巴掌大小的地方写信读E-mail，总有一天会进化成巨眼怪物，并因手指运动过于剧烈而导致前臂畸形发达。
“拜技术教”一旦走火入魔，会让人心生恐惧，所以有人干脆退回到旧的生活方式里去,原来那么多旧技术都是可留恋的。胶片、留声机、机械表，它们的质感、坚固和手工感都是数字替代品所没有的。留声机里播出来的音乐比iPod耳机中的音乐要温暖,再高级的数码相机也难以捕捉到女孩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流光,秒钟轻轻划过旧钟表的表面，仿佛能比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更好的捕捉时间的本质。
其实，无论对技术的追逐或厌弃，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无奈。像斯皮尔伯格，他是好莱坞的电影技术教父，但生平最恨用数字摄影机拍片子，反而对老电影胶片抱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喜欢坐在剪辑台前，看着老剪辑师把长长的胶片绕在脖子上，胶片散发出来的化学的味道，让他感觉自己在干一种手艺活。
一个叫迈克·马恩的软件工程师，30岁，德州人，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两台台式电脑，8个电子邮箱，3个不同版本的Outlook，还在各大门户散落着多个冲突的日程表。有一天，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邋遢的数字生活，咬咬牙卖掉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台台式电脑，注销了7个E-mail邮箱，只保留了Gmail账号，取消了邮箱里所有无用的订阅杂志，把书签都存在del.icio.us上，所的日程安排统统归到Yahoo的在线日程表上。他甚至卸掉了Word程序，转用Dos系统下的文本文件，蓝色背景下输入灰色字符，没有任何窗口，甚至不需要鼠标，速度
简化复杂的数字生活，提倡技术的“极简主义”原则，重新启用低科技，在如今的极客圈内颇为流行。2003年年底，一个叫丹尼·布赖恩的技术专栏作家给70个“变态工作狂”写信(大部分为软件工程师)，问他们为什么能保持这么高的工作效率？结果他发现，这些人的工作方法都相当“低科技”——没有PDA，没有日程规划软件，只是在写字板上写下自己一天要做的事情，或者给自己发一封邮件，提醒自己一天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人干脆在桌上贴一张黄色的小报事贴。一年后，丹尼·布赖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新兴技术展会上做了一次非常轰动的演讲，“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乱七八糟的高新科技搞得越来越复杂，是提倡低科技的时候了”。但他并不全盘否定新技术，所谓低科技，只是崇尚“简单”和“舒服”。
高科技的本意是提高工作效率，但讽刺的是，IT精英们往往最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干扰。一些我们认为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最终往往证明最浪费时间。两年前，一家美国公司禁止员工使用E-mail，因为它比面对面谈话，或者打电话要费时费力得多，据称这一举措能让那家公司每年节省2000万美元。其实，只要你坐在一台计算机前，就不可避免干扰和分心，尤其在网络上，层层链接就像无底洞一样让你没完没了地点下去。本来你只打算花10分钟时间写一封邮件，但一个小时后，你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只打开了七八个莫名其妙的窗口，还有几个MSN聊天窗口在闪烁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2003年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重上鞋架时，鞋底镶嵌微型芯片的智能跑鞋阿迪达斯1号已经在实验室测试完毕了。苹果的袖珍桌面音箱iPod Hi-Fi标价349美元时，木头外壳的电子管音响却开始悄悄在发烧友中流行。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的转变曾经被当作90年代全球商业格局变化的内因，电加热座椅，倒车雷达，感性式空调，汽车制造商在最近10年间疯狂地往汽车4个轮子上装电子部件，而电子产品本身在延续18个月升级一次的摩尔定律，以及8个月酝酿一种新潮流的手机设计方针，已经让全球年轻一代对所谓的新潮和时尚刺激不再有反应，复
一个叫尼古拉斯·若普的英国青年早就玩起了科技复古，他的Pokia被《纽约时报》家庭版策划人阿斯鲁·萨拉斯视作复古情绪的新电子玩具。不仅仅是因为Pokia取了一个挑逗诺基亚的名字，尼古拉斯·若普利用各种老旧电话的听筒，将其连接到各种新款手机之上，黑色的电话线耷拉在外套口袋边缘，看起来就如同20年前朋克腰间的狗链一样。之所以他用P替代诺基亚开头的N，正是寓意着低科技含量版的Nokia，从耳机与话筒分离的古董电话到二战中盟军的无线电台，各种传统电话听筒都被他重新改装，30美元起价一套Pokia。他接受《纽约时报》家庭版采访时解释道:“我用手机也已经有将近10年了，它们变得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但设计却在倒退。那种简单、耐用、专注、单一的设计思想已经迷失了。”很多数字技术时代的复古技术，正是希望找回简单的感觉。这恰恰与罗马俱乐部那本著名的《增长的极限》相吻合，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这五项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成立时的研究指标，早已经不再仅仅是寻找人类出路的衡量坐标，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彻底被用在了产品设计上，复古设计暗含的可持续发展情绪被人为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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